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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循先辈足迹 · 悟家国情怀】在滕代远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

发布时间:2021-03-10 19:00


编者按

百年征程波澜壮阔,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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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11月,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在建宁合影。(左起叶剑英、杨尚昆、彭德怀、刘伯坚、张纯清、李克农、周恩来、滕代远、袁国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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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代远(左四)和苏联运输工程部部长在武汉


在滕代远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

—— 一位警卫秘书的回忆


滕代远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。1951年12月20日,他那里需要警卫人员,我就被调过去做他的随身警卫。在此之前,我任职于公安部八局,从未和他见过面,只知道他原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,于1948年8月调到中央军委铁道部任部长。
  我原先听说他脾气不太好。因此,当公安部领导带我去见他时,我心中特别害怕,总担心哪一句话说不好,惹他不高兴。然而,在第一次交谈中,他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:对人和气,有什么事情会和你商量。此外,他还将工作任务讲得非常清楚。这时我才发现,原先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从此,我就严格照着他的指示办。
用车标准和规矩很严
  在刚进城时,他坐的是辆老得不成样子的汽车,而且还经常坏,几乎影响到正常工作。司机多次提出换个好一点儿的,他总是不同意。
  有一次,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出面,在天津买了两辆苏联“吉斯”牌汽车。向滕部长汇报后,他当时就决定一辆都不要,并说这种车只有副总理级才能坐,我们买了也不能用,让赶紧退货。因为退货晚了一步,有一辆车非买不可,就把车取回来停在铁道部车库里。放在那里一年多,电瓶都放没电了,其他地方也有损坏。后来新提拔了几位副部长,部里没有那么多专车,非用这辆“吉斯”不可了。我们就又和他商量,他还是坚决不坐,说:“请吕正操同志坐!”吕正操同志(时任铁道部副部长)也不坐。最后,我们只得再去劝说滕部长,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他才同意乘坐。
  1953年,他为制订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,率代表团访问苏联。访苏期间,苏联运输部部长卡冈诺维奇送给他一辆“吉姆”车。回国后,他立即给周总理写报告,称自己坐“吉斯”车不合适,请求上交给政务院,苏联同志送的“吉姆”可以由他乘坐。在报告中,他还反映了部里新提的几位副部长的用车困难。周总理同意了他的意见,“吉姆”车留给他用,“吉斯”车移交给政务院;同时,还批了一辆新“吉姆”车给铁道部。
  除了坚决执行用车标准外,他对专车的使用也定下了严格的规矩:家属不得用车;客人来看望他,坐谁的车来就坐谁的车回去;不坐车来的,回去也不派车送。他的车不准用来送客人,我跟随他工作20年,只有一次例外:一位老同志来看望他,走时已经太晚了,家离得远又没有公共汽车,滕部长这才让我用专车将老同志送回去。
  政务院有文件规定,首长私人用车要自己出车费,每公里一角钱。他看到这个文件后表示坚决执行,要求司机认真统计乘车公里数,并要求司机到有关部门结账前,先向他汇报跑了多少公里。
  他将严格的用车风格带到了视察工作及休养的每个地方,也影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。每到一地,他都尽量避免给当地添麻烦,还特别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用车,一旦发现问题就会严厉批评。他的严格自律给所到之处的行政管理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  此外,他在节约方面也很注意身体力行。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,甚至出差住招待所、住宾馆,都坚持人走灯灭,能用小灯泡绝不用大灯泡,不需要的灯不开。他常说:不是我拿不起这点电费,而是为国家节约用电,将电用到工业生产上,就是为国家多生产了产品,这里就有个人的一份功劳。
关心职工群众生活
  有次滕部长视察沈阳铁路局期间,走访了一个行车公寓,他一进门就发现室内很暗,灯泡亮度不够。他问公寓管理员:“你们的被子多长时间洗一次?”管理员回答:“一个月洗一次。”他又问:“被子里有没有虱子?”管理员说:“可能有。”他当即就翻被子,被子特别黑。打开被子后,马上发现一只很大的虱子,他非常生气,当时对身边的分局局长、公寓管理员说:“限你们一个星期内将墙刷白,灯泡换成大的,要使乘务人员能够读书看报。乘务人员每次用过的被子褥子都要马上换洗,务必让他们休息好、开好车,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下个星期我再来检查,工作做不好你们就不要再来见我。”
  一个星期后,他又去检查了这个行车公寓。这次室内的墙壁已经刷洗一新,灯泡也都换成了瓦数大的,室内很明亮,被褥也很干净。他看后很满意,就对大家说:“你们不要看轻了自己的工作,确保乘务人员能够休息好,就能不出事故。乘务人员直接为人民服务,你们就是间接在为人民服务。只有各自分工不同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你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,为铁路运输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”他又说:“我上次来对你们的批评严了些,态度也不好,还请你们原谅!”管理员说:“您批评得很对,您这是帮助我们工作。”分局局长也说:“我个人也有错误,过去对这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,以后要改正。”
严格的家风
  他的第三子滕久明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,先在部队机关担任参谋,之后被分配到某部队当连长。他听说后有点不高兴,说:“你有什么资格当连长?大学毕业就当官儿,这不合适,没有实际当兵的经验,不能体会战士的心理,不能了解战士们实际的思想状况,又怎么能领导好一个连队——100多个人的一切,包括衣食住行等问题。我建议,你回去向你们领导汇报,就说是你爸爸的意见,要求先到基层去当几年兵,领导考虑你能行再提你去当连长。”久明回部队后,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。部队领导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,将久明放到辽宁锦县的一个基层部队,一年多后才提升为连长。他后来对久明说:“你这才取得了当连长的资格嘛。”
  他的第四子滕久耕(即滕飞)参军后,在连队当炊事员,一干就是两年多,每年都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不论分配什么工作,他总是勤勤恳恳做好,由于工作突出,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《中国青年报》还曾刊登过他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先进事迹。1970年8月10日,在执行公务中,滕飞乘坐的卡车撞在山上,他不幸从山坡摔下来,受了重伤。当时,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老正在广东从化养病,林一同志(滕代远同志的夫人)身体又不太好。滕飞所在部队打电话通知家属,说可以让家属来探望。我心里很着急,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去说这件事。但当我最终告诉他们后,滕老嘱咐我代表他们去部队看望,并对我谈了他的两点意见:一是滕飞要是去世了,你不要提出任何要求,丧葬一切由部队安排;二是如果有可能,请部队想尽一切方法进行挽救,他还年轻,现在只有23岁,还能为党为国家多工作几十年。家属的意见就这些,没有别的要求。我听了以后,心情非常沉重,话都说不出来。
 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,在自己亲生骨肉的生死之际,他心中想的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利益。每每想到这里,我就对滕老肃然起敬。(来源丨学习时报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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